第一百七十七章:两边的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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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对陆大古来说是有些陌生的景象: 从镇上的客栈对付了一晚出来,踏上路途,经过沿路的村子。 现下应当是夏收以后,刚到夏种,沿路田间的农民在忙碌。 他们年纪稍大的都佝偻着身子,双臂和双腿关节处都弯曲着,那是繁重劳作之下的骨骼畸形,也即【驼背】和【超屈伸】。 年纪小的蹲在田里,也可以预见今后的种种职业病。 他们的未来已经一眼能望见。 大古注意到,他们许多人只穿了条裤子遮住隐私处,那仅有的“遮丑物什”也满是补丁,老旧的很,更远处稍微“隐蔽”点的田里,以他的视力还能看到有人光屁股干农活,表明其极度困难的经济状况———很多人家里只有一套能穿出来的衣服,谁出门干活谁就轮换着穿出来,稍俭省些的人家,怕磨坏衣服,干脆大大咧咧的“坦诚相见”。 农人们对此毫无反应,各自干手里的活,看来习以为常。 这些底层人也确实没有精力多管闲事。 他们身材干瘦、动作迟钝,一看便知是饭吃不饱盐吃不够。 除了长期营养不良,多半还患有重度夜盲症。 “......” 这种区域内极端贫困的现象若是发生在陆大古上次任务的汉国,当地主官是要被治罪的。 两人又走了截。 见到土路上有个小女娃担着快有两个她那么高的一大捆柴。 大古走上前去。 “小妹子你好啊。” 听见招呼声,小女娃脚步止住,好奇地循声看去,见到个看上去很亲切很高大的青年,那发散着由内而外的温暖气质的笑脸既温柔又好看,让她升不起敌意和戒备。 “你好能干哦。”帮她扶起沉甸甸的柴,青年笑问,“背这么多的柴,拿回去烧的吗?” 女娃愣愣地点头: “嗯。” 应过声,她便埋头担柴走路。 两人跟上去。 “来,我帮你背,好不好啊?” “不用。” 小女娃把头埋低了些,感觉到有手动背上的柴,又像护住什么宝贝似得别开: “不用。” 于是陆大古只悄悄伸手抓住捆柴的草绳往上提,为其减轻负担,微微弯下腰,温和地向她攀谈道: “今年几岁了?” “七岁。” “到了能蒙学的年纪,还要背这么多的柴....你会不会认字啊?” “不会,他们说女娃不用认字。” 发现柴变轻了的女娃眨了眨眼睛:“我还要照顾奶奶。” “奶奶,应该有爹娘照顾啊?” “爹爹给公家做活累死了。”她的声音低落许多,“阿娘去年病死了。” “哦。”大古无声轻叹,又问,“你家,住在什么地方呀?” “不远,就那儿。” 她一指前面蜿蜒的土路: “到了前面转两个弯。” 接着走出去几截路,小女娃清脆的声音问他: “你叫什么?” “我啊。”陆大古逗她,“你叫什么名字啊?” “你先讲。” “诶,你先讲,你是小孩,当然要你先讲喽。”他笑道,“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年青,我呀,早就可以当你的爷爷喽。” “吹牛。”她嘴一撇,笑了,“我叫张彩云。” 说话间,到了女娃家门口。 “奶奶!” 她叫道:“有人来了!” “诶。” 远远地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走出土夯成墙的屋子,陆大古刚帮女娃放下柴,她便如乳燕归巢般跑到老婆婆身边去,踮着脚扶住老人的肩耳语: “外面来的,身上的衣服一个补子都没有。” “哦。”老人了然地点点头,“遇上贵人了。” 她躬下身子,对迎面走来的两人奉上笑脸。 “老嫂子,莫怕。” 两人行了个这个时代的礼节,大古安抚她: “我们不是坏人。” “只是我们夫妻两个路过这里,想讨一碗水喝。” “哦,这边请,这边请.....” 进了屋,坐到老旧木桌边的长凳上,老婆婆很快捧来水,他们双手接过。 “老嫂子,我们还想问些事,不知道,可不可以?” “这,这....” 老人一下子害怕起来。 陆大古拿出小袋铁钱,再次安抚她:“莫怕,老嫂子,我们不会做什么,只是问问,问完,这袋钱就是你们的了。” “诶。” 老婆婆终于安心,又矮又小的老屋里,响起陆大古和大进与老人问答的声音,随着问答和近几天的观察,加上穿越前的了解,他们对这个时代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: 现在,是南宋绍兴时期。 正是宋高宗赵构的执政时期。 而这个缔造了古代“不夜城”的时代,不出所料地建立在朝廷对百姓生活的基本盘,衣食住行等领域设立的各种“脑洞大开”的苛捐杂税上,我们先不谈种种底层小吏贪墨的伎俩,只看大方面,如公田、民田、城邑、杂变、丁口、盐、茗、酒。 宏观上看,宋朝官府搜刮仔细得真是到了“锂铢必较”的程度。 比如,老百姓可以选择租种朝廷的公田,按纸面规定,公田的地租比私田低,但公田的佃户们却常年受到官吏敲诈勒索,负担远超规定的地租。 当然,百姓也可以耕种自家的田地,可这会遭到极严重的折变征税盘剥。 那么,何为折变征税? 简单来说,宋朝沿用了唐朝的“两税法”,要求夏税输钱,秋税输米。 但官府找借口,有时以钱折麦,有时又将麦折钱,有时以钱折绢,有时又将绢折钱,称为【折变】。 几个来回,就能让纳税户的负担增重几倍。 而折变征税还不是最残酷的,民众还得应付【支移】: 百姓不但必须缴纳田赋,还须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。 这只是字面的意思,实际上,这是官府“脑洞大开”的增收手段。 它们所指定的目标仓库其实未必真的缺粮,它们只是给百姓指明一个路途遥远的目的地,要求他们运粮过去“救急”,可老百姓没有能力既出车、又出人、还出钱跑那么远。 为图方便,百姓会选择直接在目的地买粮交差。 当地官府通过高价卖粮,就从老百姓身上赚了一大笔钱。 所谓【城邑】,指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、地税、茶课、盐课等杂税,盖房子要征税,娶媳妇要征税,出远门读书,路过税卡,随身携带铜钱、铁钱要纳税,连农具也要收税。 然后【杂变】,指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,取决于当地官府癖好,如某地官府需要牛皮,就直接向百姓征收牛皮,需要箭杆,就向百姓征收箭杆,只要官府下令,老百姓就必须上交。 再有【丁口】,即人头税,早在宋真宗时期,两浙、福建等地的人头税就逼得百姓不敢再养儿子,生了儿子要么抛弃,要么卖掉,要么送给庙里。 此外,宋代朝廷还十分重视通过垄断渠道增收,全力控制盐、酒、茶、香料等高利润商品资源: 如北宋汴京的酒业实施“榷曲法”,即对造酒的店铺实行“配曲”,一个店铺能造多少酒取决于他能从官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配额,而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就叫作“曲钱”。 开封城酒铺每年得花费不小的“曲钱”向官府购买官曲。 为了牟利,北宋官府多造酒曲,硬性摊派,根本不管酒铺是否能把酒卖出去,于是酒铺倾家荡产还官府欠债甚至成了普遍现象。 直到后来宋神宗时期,这种摊派才停息。 接着食盐垄断,如北宋后期。 北宋联金灭辽后,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,北宋官员随即把宋境的盐法也一并移植过来,于是在辽国统治时期,当地每斤盐11文钱,北宋来了以后,每斤盐280文钱,飙升20余倍。 除此以外,宋朝时期的差役也很要命。 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徭役,要求平民协助官府修城造桥。 宋代的差役要求有一定财产的百姓必须出人出钱为官府运送物品、看管府库、督收赋税、追捕盗贼,且不发薪水,强迫百姓脱离生产、自费完成工作运转,如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花石纲。 到了仁宗时期,这种【衙前差役】已成百姓人人闻之色变的噩梦。 平民怕承担衙前的苦差,都不敢致富,老百姓只要多种一棵桑树、多养一头耕牛,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,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差役。 如嘉祐八年,在凤翔做官的苏轼曾在一封信中说: 见民之所最畏者,莫若衙前之役。 当时,按照朝廷规定,家产满二百贯的家庭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,但当地的各户人家极少有家产达到二百贯的,官府为了找到足够的人服差役,凑够二百贯的服役标准,硬是把老百姓家中的桌椅板凳、扫把拖把、鸡鸭猫狗、剪刀针线、麻绳碎布等等东西全部计入财产,绞尽脑汁地美化统计表。 接着,老百姓实在没办法,去服差役的时候,惨剧才刚刚开始: 首先服差役的人得给官府的胥吏塞至少得上百贯钱红包,否则他们就会把最遭罪、最劳累的差役分配给你,变着法子给你“穿小鞋”。 其次,大多数差役都是负责向京城或其他重要城市押送纲运物资,最少几百贯钱的路费都得服差役的人自己承担。 于是服差役的百姓“全家破坏,弃卖田业,父子离散,为乞丐者不少”。 勉强能熬过一轮差役的百姓,还要面对下一轮差役,不至乞丐则差役不止。 于是为了让儿子躲避衙前差役,老父亲上吊自杀;有的人家连年迈的祖母都要改嫁,并将田产贱卖以减少家产,亲人早早地分家,甚至弃田送人者亦不罕见。 而朝廷仍觉得不够,神宗时期,王安石变法,关于服衙前役,他规定: 邻里之间可以向官府举报故意隐瞒或减少家产以逃避差役的人家,一旦查实,官府会重赏举报人。 “咔咔咔咔。” 靠贿赂守关兵卒顺利进城的陆大古和大进乘坐租来的驴车观察左右。 这里,是临安城。 他们一路逛一路看,看到了夜晚。 街边的酒楼灯火辉煌,隐隐传出欢歌笑语、文人雅士吟诗作对。 道路两边到处是摊贩,让两人恍然有回到二十一世纪美食街的错觉,那些摊位卖的有酥糖、硬糖、有rou肠馅饼、油炸馓子,蒸腾的水汽和丝丝拂面的凉风里夹杂着甜糕、各种汤面rou食的香气。 忽地有个小厮从旁经过。 小厮手里端着食盒跑得飞快,手上很稳,未见撒出半点汤水,不知这份外卖要送去哪里。 忽听歌声笑声不断,原来是三三两两在路边酒肆的人一边享用宵夜,一边作行酒令,敲着碗筷,气氛热烈。 往前两个路口,又听无数莺莺燕燕招呼。 原来是花楼上的姑娘们嬉笑着请他这个公子哥进去享受人间美好,那些丝绢脂粉沁出的浓香简直要酿成美酒,令人沉醉。 真是好一派盛世的繁华景象。 “.....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 站上河间石桥。 陆大古的目光落到前方传出舞姬歌声的画舫,他微微摇头: “足够了,我们回去准备吧。” “咔嚓。” 咬下最后半口酥饼,大进点点头,把剩下的酥饼喂到他嘴边,待他吃下,露出满意的微笑: “不再看看?” “已经很明了了,不必再管那些虫豸。” 甜丝丝的味道在嘴里浸开,他咽下饼,颔首: “与其相信那些封建贵物,不如相信我是汉始皇。” “至少我真的是汉始皇。” 任何封建国家,包括我建立的那个,都死不足惜。